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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28】自古隐仕殊途同(诗话一组)(逝水流云原创)  

2015-03-14 19:05:32|  分类: 历史文化(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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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阳修道义终生

肩扛道义党朋争,刚劲勇为规谏声。
曲辩忠奸无怨悔,直教圣主秉贤明。

  宋朝结束了五代纷争,建立起高度集权制的封建帝国,文官制度是其政治制度的一大突出亮点,文人士子们藉由科考获取功名,规谏之风盛行。
  在这样的官场制度下,文人们惺惺相惜又相轻的痼疾成患,最终导致了朋党之争。这场争斗渗透到经济,政治,其实是持不同政见者争锋相对的对峙。由于改革者的急功近利,以言划派,又由于急于求进的者的投机取巧图谋私利,锋芒所及不仅是政治措施,而且是政府重组、官员调整,到最后,官员的升黜竟成了改革与守旧两派斗争的主要目的。
可以想见,这场厮杀里的痛苦血泪;可以看见,一道道诏文后面的狂欢狞笑。却也粹砺了士子们的精神风貌,拓展了他们的胸襟和气度。
  欧阳修就是党朋之争中的勇担道义之人,《宋史》本传说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他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仕宦四十年,三落又三起,历尽坎坷,尝遍艰辛,立身处世以道义为己任,以是非为准则,勤于政事,忠直敢言,不避风险。
第一次遭贬,是在任馆阁校勘后,新旧两派政治势力斗争日趋激烈。力主新政的范仲淹被罢官,连带着秘书阁校勘尹洙等三人相继罢官。
  欧阳修本不归与新旧两派,他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言官。他看到有人恶意诋毁范仲淹,有人摄于势力也随声附和,于是就连夜写信给右司台谏,认为诋毁范仲淹的如果是庸人,也就罢了。但是毁谤贤者,落井下石,那就是贼人了。这封信立即落在皇帝手里,欧阳修也随之被贬,他的拍案而起完全出于道义。
  第二次遭贬,是在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以龙图阁学士在河北差外,未能卷入风波。但还是出于对新政的支持和道义,写《朋党论》一文上仁宗为新党人物辩诬,规谏皇帝:“退小人之为朋,用君子之真朋。”但是统治者毕竟是统治者,他所惧怕的就是朋党,不管他们是小人党还是君子党,既然坦言朋党,便是犯了皇帝老儿的大忌。遭贬十一年后重回朝廷,已是须发花白。
  但是,世情的险恶并没有改变欧阳修的性格,“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宋史》,以至于与同僚结下私怨,在黄河治理和追封先帝生父两件事情上,招致言官台谏不断毁谤。甚至不惜造谣生事,说欧阳修贬职扬州贪恋风月、和家中长媳关系暧昧。欧阳修杜门家居,要求查明真相。这时候他年事已高,想自己一生以风节自持,数被诬陷,在事实查明之后,他就主动要求退职,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最后守青州时请求停止贷青苗钱,遭王安石指责,求退之心更切。最后,他在太子少师之位,去世。
  欧阳修的坚持节操,敢作敢为对于澄清吏治起了积极意义上的推进作用,他的精神虽然不能使“小人有所畏而不为”,但却能使“君子有所恃而不恐”,正气垂青,振奋士风。

二、王安石怀古咏新

诗题贾谊论公卿,谋议民生略引经。
严峻明风勤补世,半山园里粟苗青。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士人才子是文学家的基本构成。至今仍保留文集或者可以传世的,绝大多数是官员们或者是曾经当过官的人的作品。士人身兼文学家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士人文化,也是以官本位主体突出的,这些文人或出身贫寒及第高仕,或者是怀才不遇隐居江湖,自身生活经历及感慨,也是他们文学作品的主要题材,关于文章得失、文人仕与隐以及家恨国仇的识辨和表达,则往往反映出士子文人们的情怀韬养。
  贾谊写《过秦论》,被第一个称“洛阳才子”的,无疑是把深重的历史使命担在了文人士子的身上,但是。作为文采风流的政论文作家,一个短命的早熟的政治文人,后人总难把他遗忘。历代失意文人多以他的怀才不遇比况自己的仕途坎坷。比如唐代刘长卿受贬时写过《过贾谊宅》,落魄文人李商隐的《贾生》写得更为凝练富含讥讽;“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表达了自己不受明君垂怜的沮丧之情。
  而同样地,作为社会改革家,文学政论家的王安石,也写过《贾生》一诗。他不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而是借助对历史人物的评述表现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突破常规题材所表现的思维定势局限。他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瘦,古来何啻万公卿。”认为贾谊被视为怀才不遇,是文人包括贾谊自己认识上的误区,他上陈的谋议多为汉文帝施行,不能说不受重视。进而再说到后来贾谊被黜,抑郁早夭,其实是爵位已高而陈言尽废之事,古往今来数不胜数,当然不止贾生一人。这里,王安石实际上推衍出来的是一种政治经验,可谓深刻。
  再如《明妃曲》其一:“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帝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这诗也蕴含深厚的政治寓意,就是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奸佞就不会得售其奸。前人吟咏王昭君离汉之苦,不认为是元帝糊涂,导致王昭君远嫁,而把错罪归为画工毛延寿贪图宫人钱财,故意将没有银两行贿的昭君花画得貌丑,其实,皇帝是主要的责任人,因为人的举止意态本来就是失真的,兴许是画不出来的,杀了毛延寿是冤案一桩。这又纯然是政治家的见解,却也揭示出了历史的真相。
  王安石自己身居高位,两次被贬,主持庆历新政,施行青苗法、免役、均输等广泛的社会改革,即使是作为官员,他的文章和诗词也多济世色彩。长期浮游宦海,有顺境也有失意,他的政治热情始终高昂。“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他是以社会政治的适用角度看待文学的。
  王安石身后,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传世。其诗词长于说理,风格高峻,感慨深沉,别具一格。

三、范仲淹贤孝流芳

躬勤弘毅谏王侯,厚禄堪为称事忧。
天下为公崇尚义,贤名永志岳阳楼。

  宋朝好多朝廷高官来自于中下层出身的士人阶层,与科举制度的完善很有关联,在广阔而远大的前程举荐考试中,中下层出身的士人的基数要比上层官僚出身的士人要大得多,因而像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著名人物能够在有生之年参与国家政权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史记,范仲淹两岁丧父,随母改嫁。年少好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宋史。范仲淹传》,其生父曾经武宁军掌书记,是下层官吏,故去世后,他的母亲就是贫苦无依了,他苦读而举进士,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学问和才能,官居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持过著名的庆历新政,性情刚直不阿,为官体恤民情、为政清廉简约,史称一代名臣。
   范仲淹与国是贤臣,与家是孝悌,源于童年丧父和他刻苦学习、逆境成才的经历,也是出于天下百姓的大义担当。他力主改革,虽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不改初衷。他曾立志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的人品修养与与道德文章令后人肃然起敬,也是由于其学养深厚,对人生世故有痕通达的认识,仕途上的通显与困顿、人生道路上的畅达与失意,都能以平常心而待之,唯有这样的人才能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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